上一篇文章结构有些问题。前面关于义和团的内容是个引子，可惜写长了，导致后面的内容看上去似乎有批判袁张二位之嫌，此绝非我本意。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无益的反抗运动。所谓无益，也就是说不发生比发生好。“反封建”一说颇为搞笑，略过不提。而传说中的“反帝”，其实还包括着两个内容，一个是反对列强压迫的内容，这个要说是正当的，另一个内容，义和团宣扬迷信、本质上反抗近代化（这个本质比其所用的暴力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然的——还要值得批判）。这两点要分开来说。不过我觉得好像大家对义和团从来就是这么一分为二得看的，即使是通俗的作品，比如当年冯骥才的《神鞭》可谓家喻户晓。不过近来国内学界的风气有些诡异，老袁重提这个问题或者有他的意义。

所谓近代的内涵是民主和科学，五四以来的这个判断是大致不差的。近代化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比如一度被我们看作榜样的明治维新，最终却归结为了军国主义。一般人往往把明治维新和军国主义分开来看，对这两段历史的联系则基本无知的。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国内一流大学的教授中，也不乏有个别人愿意把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分析为“民族劣根性”导致的必然，我看这种观点的荒谬，跟法西斯的血统论也没有什么不同吧。

明治维新与军国主义之间有一个大正时期，某种意义上是日本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大正初期有一个有名的民主化运动，进步知识分子强调民主之重要（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有终之美的宪政”），并要求推动普通选举：要知道这个并不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当时日本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运动的背景是什么呢？经历了相对成功的明治维新，可以说大正时期发生了两个本质性的变化：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立，一个是民众力量的抬头。在这个背景下，应该说当时的日本很切实的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走向实质性的近代化，亦即实现所谓的“有终之美”，一个是走向专制扩张的法西斯主义。当然历史选择了后者。

历史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而日本从明治维新的进步走向军国主义的反动有多少是必然、多少是偶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需要冷静分析和判断的问题。即使我们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至少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所有简单回答都注定是错误的。

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化的问题上，国内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就是以为这是军部为代表的、“少数极右份子”的责任（这个其实很像我们长期以来“分析”自己历史的方式，似乎所有问题都是皇上身边“少数坏人”或者某位老婆的错误）。比如导致二战全面升级的珍珠港事件吧。当年山本五十六威胁不炸珍珠港自己就辞职甚至自杀，所有的军方高层都知道这个是疯狂的，但谁都拗不过山本——难道是山本疯了吗？是山本一个人的疯狂推动了日本全面发动太平洋战争吗？当然不是，山本五十六疯狂的背后是全体民众的疯狂——老百姓坚信日本是战无不胜的。我想心知肚明这是胡说八道的人多得很吧，可是谁也无法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否则立即成为人民公敌。

全民疯狂的伏笔早在日俄战争前后就埋下了，之后日本政坛暗杀不断，左派政治家噤若寒蝉，甚至犬养毅（因为亲近军部而被后世批为晚节不保）也不能满足“少壮派”们的要求，以致他中弹之后颇为不解，还要求当面质问开枪的人。早期的暗杀行为均以忠君爱国精神可嘉为由不予追究，以致局势最终发展到谁也控制不了的地步。

我曾经提到过传媒的理性对社会的理性极端重要。而如果社会失去了理性，首先应该拷问的也是媒体的责任。在战前日本，这个全民走向疯狂的过程之中，大众媒体全面走向堕落的影响当然是不能忽视的。日本从维新立宪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媒体从鼓吹民主进步的旗手演变为军国主义帮凶的历史，同时也是进步知识分子不断抗争又不断失败的历史。从伯斯坦茨条约之后的日比谷烧打事件、米骚动和导致朝日新闻停刊的“白虹事件”、到王希天及大量华工被杀前后日本政府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大肆查封报纸媒体的高压政治、到九一八（日本所谓满洲事变）之后媒体的最终屈服，我们可以很清晰的从中理出一条媒体逐步转向反动的脉络，而标志媒体彻底堕落的事件，则是1932年130多家新闻媒体联合发布的、自觉维护伪满“政治安定”的声明。这篇声明由电通（至今依然是日本最大的广告代理商）牵头，涵盖了所有的主要媒体，也就是说从此所有的日文媒体都只能有一个声音：发展到了这一步，日本走向疯狂的自我毁灭，也就可以认为是一种必然了。

（而上一篇提到的小林一美著《义和团战争和明治国家》之中则列举了义和团运动当时日本国内知识分子与媒体公开批判日军劣迹的资料，这与九一八之后媒体主动献媚的联合声明，仅隔三十年）。

媒体蜕变的一大特色就是新闻报道的“庸俗化”，或者更典型的讲就是“黄色主义”（yellow journalism）。当时的媒体可以说完美的诠释了黄色主义的字面意义：主要大报纷纷热衷于刊登色情内容。而从更准确地的意义上讲，yellow journalism外延更为广泛，涵盖一切违背新闻职业标准和职业道德（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的报道形式，比如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猎奇事件、凶残犯罪、性都是yellow journalism的好载体，当然大力报道这些内容均以迅速地吸引读者眼球为目的。最典型的手法包括使用容易引发歧意的标题、未经证实甚至伪造的图片、肤浅的报道和武断的分析、标榜同情“被压迫者”以煽动社会运动特别是排外运动，这些在日本当时的各大报纸都有体现（我会找时间详细整理王希天和温州华工被杀事件，由于周恩来的关系，国内关于王希天的资料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的）。

不难理解，“没思想主义”才是低俗新闻与黄色主义的土壤。用国内所谓新左派的少有但颇得要领的一个观点来说，专制加资本主义可以称得上是最糟糕的社会制度之一。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糟糕的历史。我们上面所说的日本媒体走向堕落的时期——同样对于美国来说，黄色主义的巅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通信和印刷技术提升、信息成本大幅降低的时期。既要钳制思想，又要赚取利润，则黄色主义非常自然的会成为传媒的必然选择。稍微思考一下就能明白：又不能有思想，又要不低俗，又要吸引眼球——哪有这样的事情。

这两天开学，“蠢蠢”欲动的一年又开始了。大学的个个俱乐部为了吸收新生入会，纷纷敲锣打鼓，大肆拉客。被他们吵得不行，只好躲到图书馆的地下书库去。只是我这个人一进图书馆往往会把时间都用到翻闲书上，正经专业倒是没有时间钻研了。

首先看到一本日本人编的《义和团战争和明治国家》（小林一美），86年版，竟然贵达9500日元。主要是从当时日本军队以及日本国内知识界的角度来分析义和团事件（日本学界一直沿用“清国事变”之类的称呼，据说“义和团战争”一词还是作者最早启用的），内有日本政府文件、随军记者记录以及当时的报刊时评等大量第一手资料。

如果不是最近的《冰点》闹剧，我当然不会注意到义和团之类的东西。袁张二老的文章前前后后我都浏览过了，双方讨论历史时的话语体系早已不似姚文元原同志的时代，而且也比随后跟着起哄的小妖们要强出不少。即使如此，无论哪一方的文章都给我一种不踏实之感。当然这与争论起于一篇非学术性的杂文有关吧（当然即使我们这些外行不应该就“研究方法”评头论足，至少应该知道蛮不讲理的放狗咬人是不对的）。

我看小林的这本书，至少史料是丰富的，当然外行读起来很枯燥（不是一本写来卖钱的书）。有趣的是作者前言说自己之所以花费大量的时间搜集史料，是因为之前去济南开义和团的研讨会，在中国学者提供的大量史料面前自己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说了一句“当时真是对不起中国人民啊”就灰溜溜的回国了（这个日本人还是蛮有意思的）。由此倒是可以想见，除了今天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在台前咚咚呛呛耍花枪的，幕后应该还是有一批学者在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吧（至少二十年前是这样），这倒是令人欣慰的一个信息。

昨天看到的另一本书是日文版的、George Nye Steiger的《China and the Occident: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原谅我中学六年没学过英语——原来竟然叫“boxer movement”啊，呵呵）。这本书是1927年版的，66年翻译成日文。义和团是个很冷僻的题目，能够被翻译成日文的英文著作，那应该算得上挺重要了吧。译者后记还提到说，这部书之所以近半世纪以来都没有湮没，多亏了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现在是山东社科院吧）编著的义和团研究文集里多次提及的缘故。这部书我还没有开始看，感觉可读性还蛮强（是一本写来卖钱的书），作者常年生活在中国，执教旧上海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大学所在地，校友荣毅仁、范敬宜；张爱玲就读的圣玛利亚女中在隔壁）对中国也有相当的感情，最后的《结论》一章——日译者称其“饱含对中国的爱与关切”——也颇值一读。

如果从今天提到台面上争论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抽出Steiger几个看来比较有趣的观点。Steiger首先提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代表八国联局签定辛丑条约的外交团主席是西班牙公使，而八国联军里并不包括葡萄牙，从西班牙葡萄牙的大航海开始的四个世纪，对欧洲来说也是剧烈变化的四个世纪，欧洲诸国内部也充斥了矛盾与冲突。这是一个我们不太关注的角度。西方接受并适应了这种变化，而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当然是日本。只有中国一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革，或者说一直努力的置身于变革之外。西方资本主义要把中国纳入全球体系的愿望，与中国维持其自身的“古代圣人所建立的秩序”的抵抗，是义和团事件背后的主要矛盾。这一点我想我们是可以同意的吧。

一方面，存在矛盾本身不能解释矛盾的激化，这就有一个谁负有激化矛盾的责任的问题。用Steiger的观点讲：如果说“误解、傲慢、愚劣”是人性不可回避的弱点，而双方在这一点上做的都不完美的话，主要的责任还是应该归于西方列强一方。诚如袁老所讲，义和团的行为（正如当时列强对中国的联合照会中所说）乃是“对国际公法、人道主义以及人类文明的犯罪”。但这个结论，毕竟是我们用今天的标准作出的。这一点我想Steiger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西方政策的横暴。当时的当政者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不去考虑将一系列强硬的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后果。就这一点，Steiger还举了18世纪的政治家们相对慎重同时也相对成功的对华政策来做参照。从这个角度分析，尽管义和拳民对国际公法的无知与不计后果的冲动是一种愚昧，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无视以及迫不及待、不计后果的强横又何尝不是一种愚昧呢。虽说弱者一般应该更智慧一点，但愚昧无知这一点上，双方说不上孰优孰劣，而强加于人在先的西方列强的责任显然要大一些。第二个观点，是事后处理的手法，——当然相当程度上要归罪于当时清廷的卑劣无耻——数千人以及诸多上层官员被杀，近四十年的分期巨额赔偿，以及列强在各地驻兵的权利，西方诸列强除了以此告知中国人“强大就是正义”，又何尝给中国带来过“公法”与“秩序”呢？所以至少在义和团事件上，国际公法说不上是一个合适的标准。

这一点上中国有些象遭受过成人虐待的儿童，长大以后很容易就走上崇尚暴力的道路。从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暴力膨胀带来的苦果当然主要（可以说百分之百的）由我们自己吞了。在我们打倒一批又一批同胞、“左右搏击”的时候，在理性一次又一次屈服于愚昧的时候，人家早已经远远把我们落在了后面——直到今天还是有这么一批中国人热衷于指责这个是汉奸那个是汉奸，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像阿Q一样在等待所谓“革命”——以赢取一次翻身施暴的机会。西方列强手里的暴力跟鸦片一样，己所不欲，却强加于人。这一点上讲，言传身教了我们“暴力即正义”的列强的历史责任，甚至还要远远超出我们一向所界定的范围。

如何跳出这个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建立一个理性公正的秩序，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这个也是袁老想去强调的——而且这之后突如其来的《冰点》事件，犹如饭桌上一个意想不到的屁，又恰恰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佐证。但是把这个“暴力诅咒”的责任归于义和团，我看似乎是不太公正甚至有失草率的。

我觉得有一点Steiger不及袁伟时的，是他没有认识到——或者至少是没有强调当时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在运动中完全不同的作用。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没有被允许公开的结社（这也是中国人一盘散沙、非常容易被外族奴役的原因之一），而自列强侵入中国以来，各地的反抗与抵制绝对不少，为什么只有义和团能够得以发展到后来“震惊文明世界”的规模呢？这完全是清廷一部分上层政客操纵的结果，要知道从来只有专制政府的上层才是社会秩序的最大的破坏者。捐官上台的毓贤不仅反洋人，更反洋务运动，而慈禧则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先被利用后被屠杀的义和团，显然相当程度上充当了这个腐朽的政权党争的工具。这一点上，即使我们说反帝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能不能断定它就一定是幕后煽风点火的、今天依然顶戴着爱国者花翎的王公大臣们内心里的“主要矛盾”呢？

讨论西方列强与义和拳民的责任之前，毋宁说专制腐的朽政治体制才是暴力与愚昧的始作俑者。

就学术性历史研究来说，在我们外行所知之外，我相信一定有一个严密的学术标准和方法体系，而且事实是在西方的研究方法传入之前，我国的史学者就似乎已然建立了一个很不错的规范（比如http://www.verymuch.net/wmkj/History/10/1/103.htm）。一方面，在这个方法体系之外，特别对于外行来说，我们还同时面对一个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评判历史的问题。

我觉得第一点，说白了是要“拎得清”，或者说要有一个客观平和的态度。古人讲以史为鉴，学习历史是让我们自己变聪明的，不是供我们发泄、供我们骂娘的，更不是供我们党同伐异的。以史为鉴（照到的是自己），不要以史为痰盂（否则被吐的也是自己），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稍微模糊一些，我觉得要善待古人。这个听上去有些道德说教的味道，与义和团事件关系也不大（那岂不是说这片文章跑题了？…可能还真是有点）。古人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里，并不能掌握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像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要比球场上的球员更能看清战局一样——其实还是不能排除大多数球迷是自以为是，所以更确切的讲：对于历史，如果我们有这个意愿、有这个能力、又愿意付出相应的努力，我们具备更好的条件可能看得（比古人自我审视）更清晰一些。另一方面，我们掌握的资料又注定是有限的，而且古人已经不能主动提供反证，骂倒古人难免有失轻薄（轻薄这个词是当年杜甫用的）。

这一点上我要提一提以前提过的司马辽太郎，他写的东西比较特化于日本历史，所以即使翻译到国外也不容易为人所看懂，这一点常被拿来与金庸相比。而如果要我说的话，金庸所著是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远重于脸谱化的人物；而司马所著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偶尔显得冗长，但也算得上非常出色的小说了。另一个极大的不同是，比如昨天“国学大师”金庸又去膜拜“施琅大英雄”了，可见博士生导师金庸教授不是一个愿意置身历史之外的人，他哪天去咒骂xx大汉奸似乎也不奇怪。相对照的，司马辽太郎并非任何大学的“导师”，则被评价为“始终带着善意”去描写笔下的古人。这个“善意”与非黑即白、非英雄即汉奸的庸俗化的道德标准是有霄壤之别的（“庸俗”的贬义色彩太强了些，但我们应该怎么翻译“burlesqued”呢？）。霄壤之别这个词也太强烈——但至少是黑白彩电（… …）和彩色彩电的区别。

如果举一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例子——或者没有日本历史知识背景的人不容易读明白——比如司马辽太郎晚期代表作《关原》中描写石田三成，年轻、实力微薄，但是一举担起了与强大的德川家康对抗的重任，并指挥了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役的一方（关原之战双方的总兵力有十五六万人，空前绝后。当然与中国比算不上什么大战役，甚至可以说日本早期的一些重要的战役放在中国的话完全应该划归为打群架的范畴）。

石田是个理想主义者，不仅律己甚严，而且觉得别人都应该像他一样——这种严格的态度既是石田的优点，也是他致命的缺点。以上这些在小说里是通过石田的军师岛左近的心理活动来展开的，可以视为是司马本人对石田的评价。从这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司马辽太郎喜欢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裁判官的角度，不是一个知道了历史结局的沾沾自喜的角度，而是一个站在石田身边的、比石田年长的、与之又非常亲近的人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与这位军师一样，司马辽太郎是无法将这些评价直接传达给石田的：这个角度是善意甚至充满关切的。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善待古人”的传统当然并不是司马辽太郎的发明。要知道“司马”乃是取自司马迁，而“辽太郎”则是“远远不及”的意思。司马辽太郎认为懂得记述历史是文明有别于野蛮的标志，而他又常称赞中国古代伟大的记述历史的传统，又由此极其的仰慕司马迁。这个“善待古人”，其实正是后人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才是中国历史观的原点。这个“善待”不是说浑浑噩噩，不辨是非，而是说在我们评价古人的时候（不论我们背后有着多么强硬的后台），我们也应该站在一个与古人平等的、“人”的角度，而不是一个超人的道德裁判的角度。“善待古人”是对古人的一种人文关怀。对古人既没有必要顶礼膜拜，也没有必要造个像向他吐痰，更没有必要去砸人家的坟墓来凸显自己的道德高尚。

这一段时间很多陈年的历史又被翻腾出来，无论是扎着大辫子的康有为，还是刚开始扎小辫子的施琅，还是拖着一条白辫子的李鸿章，统统跑出来凑热闹。我想中国伟大的历史传统，在今天这个时期，并没有踏踏实实的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即使这个传统应该交给专业的史学家去继承，对我们这些外行来讲，看待历史时不流于自大，不流于轻薄，也算不上一个太高的要求吧。

（不是专家，也没读过多少史料，这一篇特别是前半段有些流于随意。但还是决定发出来，算是行使我思考的权利吧）

好片子N年一见。我开始也忘了为什么电脑里会有一部叫《红颜》的电影，偶然打开了，没想到让我一口气看完，又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王小帅的《青红》是我几个月前专门找来的，结果却是到现在还没有看完。

怀旧并不是主题，但年代如同一家餐馆的陈设，有时候跟食物本身同样的重要。电影一开始中学生小云在小河里自杀未遂的镜头，以及从头至尾不时出现的流淌着的小河，让人强烈的想到奥斯卡电影《时时刻刻》（国内现在又有一部《日日夜夜》，不知道拍得如何），《时时刻刻》与《红颜》一样是我看不懂的电影，当然是因为它们共享一个我永远不会明白的主题，如同我几乎（？）永远不可能有电影里女主人公们（除了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的那个角色）怀孕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为什么《时时刻刻》会在乱花早已迷人眼的好莱坞赢得如此高的声誉。而《红颜》，除去它这个名字起得并不聪明，从诸多意义上是讲，是应该留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的。《时时刻刻》是一部令人压抑的电影，相信很多人不会选择看很多遍。红颜虽然并没有拨除主人公生活中的重重迷雾，但是却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希望，这个是令人非常佩服的。

李安当年操着颇不流利的英语，竟然跑去英国拍奥斯汀的《情感与理智》（我觉得这一部才是《泰坦尼克》上那个胖妹妹演得最好的作品），据说他认为好导演的工作就是3件事，找到好的演员，找到好的风景，找到好的动物。而如果类似观点让斯皮尔伯格来表述，可能他（作为好莱坞最懂得如何与孩子打交道的导演）会认为最重要的乃是找到一个会表演的孩子。我想《红颜》的导演李玉可以说无论用所有上述哪个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出色的。女主角不是专业的电影演员，但她的表演说不出来的有那么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当然演小勇的那个小哥们儿就更让人惊喜了（如果再给小鸭子和小兔子多一点表演的机会就更完美了）。说到风景，我想任何一个整天在大城市地铁里钻进钻出的人，都多少的会被电影里这个温馨的小镇勾起一点点乡愁——即使是一个从小就出生在大城市里的人。

当然乡愁主要还来自于时代。虽然达不到红学家研究红楼梦的地步，让我们来整理一下《红颜》的时代特征吧。电影开始于1983年的7月底，之所以是7月底，因为期末考试结束了，而且小云怀孕“已经七八个月了”，小勇是1983年10月6号生的。小云如果16怀孕，应该正好大我10岁。

电影开始时的，小云和同学们结束考试，但考的是历史，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太多的信息。第一个有时代特色的事件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然后是小喇叭里传出的歌曲，第一首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乃是蒋大为的《牡丹之歌》，我曾在济南体育馆听他本人唱过，上小学的时候。蒋大为有两首名作，令一首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小喇叭里传出的第二首歌是“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纠正一个很多人都犯的错误，这首歌不叫《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谷建芬，就是前几天声援《超级女生》的那个。这首歌创作于80年代初，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当年很多人跳出来批判这首歌是“流氓歌曲”，“反动歌曲”，是歌唱“国民党反攻大陆”。真正八十年代生的人可能并不知道，或者也无法想象我们还有过这样一个荒唐的年代，让我们为这些无耻文人脸红吧。同时，不同于今天，在刚刚春暖花开的季节，这首歌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我还记着我小姨那时候也喜欢这些歌，另外包括一些挺老的台湾校园歌曲，什么“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乃是胡适旧作，瞒天过海了。

然后80年代后期，小云进了小剧团，再听到的就是《恰似你的温柔》了。不知道这个导演是不是真得这么年轻，我已经是超前衰老的了…。反正，《恰似你的温柔》是80年代后期那些色迷迷的歌曲里相当脱俗的一首，不应该跟其它歌曲一起被我们忘掉。

后来，苏老师语文课，课文是“列车停稳了，旅客的危险消除了”。济南市的小学是六年制的，没有这一篇课文。但作为一个被揠苗助长了的孩子，我上小学之前看过邻居哥哥姐姐的小学课本，“我们敬爱的华主席”什么的。这个估计是五年制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故事，一个小孩子看到铁轨上有一块大石头，就摇动红领巾把火车给拦住了。不可思议的故事。

然后是广播体操，苏老师知道了小勇的身世，找出1993年四年级的全体合影，这张照片竟然是老子生日那天照的。如果这个时候是小学4年级，那小勇是1989年9月上学，还不到6岁。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小云教唆小勇电鱼，小勇偷偷出门的时候，他妈（王正月）正在专注于电视连续剧。从音乐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就是感动了全国中年人的《渴望》，这个电视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这代人没有那段经历，是不容易看进去的。儿子电鱼导致全镇停电，王正月估计也没看到那一集的结尾。《渴望》结尾的主题歌我们还是熟悉的，李娜唱的，《好人一生平安》。

曲阜离俺老家不远，常常有机会或义务（外地或外国朋友来的时候）要去。山东旅游行业有个招牌，叫一山一水一圣人（就是泰山黄河和孔夫子），我唯独对这本该压轴的曲阜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我小时候旅游还不热，去了曲阜，单纯就觉得小县城破破烂烂的；等长大一点再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吧，县城本身还是破破烂烂，但是比如通孔林的一里故道（据说取“以礼”的谐音）也铺了柏油，硬生生的与时俱进了。前两年我带两个日本同学去的时候，看到很多石刻日晒雨淋，更兼被热情的游客们雕刻的面目全非，引得他们大叫可惜。我凑过去一瞧，忙安慰他们说罢了罢了，这个乃是乾隆写的，我们这里太多了，不值钱不值钱。不过还是觉得有一点心理上的不适，比如至少还是应该我们自己先意识到可惜才对。

曲阜饭难吃（不是嫌他们乡下，山东很多地方的农家饭是令人难忘的），小商贩不厚道，导游那才叫信口胡说，至少每次说得都不一样。所以我带人去曲阜的主要工作就是泼冷水：“看看就走吧，赶着回济南吃饭”。不可思议的是这旮旯去年开始又闹起了祭孔，今年又来了，党政领导牵头，红领巾大合唱，颇有越闹越闹大的势头。

用《论语》上孔子自己的话说，没有我参与的祭祀，还不如罢了罢了（“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就在以“是可忍孰不可忍”开头的那一章里）。不过祭孔嘛，孔先生乃是祭祀的主角兼对象，估计至少不能说没有参与，看来他也不好说啥。既然本人都没有意见，这事我也就罢了罢了吧。

说说孔子吧，我先佩服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特会炒作，而且深谐炒作技巧之登峰造极版：也就是成圣之道。我觉得这套操作程序中最重要的，乃是所谓的“述而不作”。对照着说比如《孟子》吧，这本书里面都是长篇大论，（虽然偶尔有“白马非马”之类的无赖），基本逻辑明晰。《孟子》这本书，可以说创作的时候是生怕后人看了不理解的，据说成书也是经过孟子本人审阅的。要我说这个其实才是孟子只能称亚圣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个所谓亚圣的称号也完全是沾着立场正确的光——尊儒之前孟子是不出名的，连始皇帝焚书里都没有《孟子》，这简直就跟知识分子文革时没受到迫害一样，完全是丧失了一大亮点。

而孔子就不同，《论语》是他的几代学生整理的，特别《论语》里“夫子曰”的部分都是比较后来的加上去的，写这些话的人基本是徒孙辈，估计也没怎么直接接触过孔子本人。孔子把“著作权”留给后人，自己并不整理自己的观点——这个好像又跟佛陀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你看论语里满是模棱两可的话（一部分是因为原稿散失），举个小例子，比如我这个Blog的标题“燕居”吧，意思就是闲居（而不是说我要住在北京这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根本就是“无所事事”的一种附庸风雅的说法。这个词是《论语》上的，所谓“子之燕居也，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这句话有名，连我都知道，但是是啥意思呢？谁也不能确切地说清楚。可能比较主流的讲法就是说申申是伸直腰，夭夭是弯下腰，这句话说孔子没啥事的时候就做做广播体操，锻炼锻炼身体，所以其内涵跟前两年那个扭扭屁股做运动的歌曲其实也没什么高下之分。可既然《论语》上说了，后人拿这句话来一 “发微”，就给他赋予了各种感人至深的伟大意义。

论语上很多话都是这样，说白了就跟你去庙里抽的签差不多：看你自己愿意往那个方向解释。因为模棱两可，所以几乎谁都可以拿论语上的话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让大家觉得简直所有该说的孔子都已经说了，这么一个人怎么能不是“至圣”，怎么能不是“先师”呢。所以今天就算有人高叫人民政府要“政教合一”，要立孔学为国教（其实只有外国人才会觉得儒学是宗教），或者我们要用孔子的学说武装起来去“拯救世界”，要我说咱们听了根本也用不着惊诧：其实这些都疯癫的毫无新意。

说回来这个“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一边“不语怪力乱神”，一边又积极要去参与（其实就是主持）祭祀，这个本身就很奇怪。放下这个不说，单问问为什么没你孔子参加不行呢？你是说没有自己参加的祭祀会有程序上的错误呢（他编过《周礼》什么的），还是说没有你的祭祀只剩下了形式，搞了也没什么意义呢（如《论语》上曾参所言：“慎重追远，民德归厚”，我们可以理解祭祀也不过是一种教化人民的方式）？所以正过来反过去，孔子这样的无神论者搞祭祀，两种相反地解释都通。

可惜的是现代汉语太不暧昧，可实质上的表达能力却有时会差到匪夷所思的地步。祭孔的新闻里就常有“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xx家…”之类的堆砌，我看与其如此废话，不如干脆把老先生从孔林挖出来移到八宝山去得了。应该说我也觉得孔子伟大，伟大就伟大在至少我是看不懂的。不过估计也就是这个看不懂的，或者不愿意让我们看懂的孔子，才是孔子真正想留给我们的形象。对孔子，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后人也自然会有他们的看法。我们的子孙也有自己重新解释孔子的权力。祭孔么，挣点外地人的钱也就罢了，只是不要乱糟糟的一边给孔子扣帽子，一边又搞文物破坏，还是多给自己的子孙留一点原貌才好。

这一首可以选在唐诗三百首这一类的启蒙读物里：

白云山上白云飞，几户人家倚翠微。行尽白云云里路，满身还带白云归。

《登白云山》，作者太宰纯。日本是个岛国，空气湿润，而且多山，很小的山上也云雾蒙蒙的。这首诗写得有情趣，简单（完全可以用来做儿歌）而且elegant，可见有一些乐趣，必得是内心清澈的人才能获得的。

再来两首写景的，就更有特色了：

烟锁亚罗比亚海，运迷亚弗利加洲。客身遥在青天外，九万鹏程一叶舟。

《西红海舟中》，怎么说呢，至少很明显不是老到的作品。作者中井弘，暮末明初的人物，得到维新派的赏识，竟然是坂本龙马等人掏钱让他去英国留学。这是作者船过红海时的作品，不老到，但是让人觉得很真挚。有一些乡愁，但是不颓唐，惆怅之中有一股少年英气在里面，我还是很喜欢的。现在飞机比船便宜，当时那种客身遥在天外的感慨我们很少能感受的这么直接了。

来一首老到的吧：

客梦惊醒枕上雷，起攀老树陡崔嵬。夜深一望乾坤白，万丈珠帘捲月来。

《那耶哥罗观瀑诗》，我手头的书（明治书院出的《日本汉诗》）上作者署名成岛弘，与其它资料有些出入，成岛本名惟弘（これひろ），号柳北（りゅうほく），也是幕末的人物，但不是一般人物：他们家家学渊源极深，历代乃是将军的侍讲，汉文水平在日本自然数一数二。而能有上面这样的作品，柳北本人也称得上名副其实吧。

历史上的成岛是一个我们不会特别陌生的那种人，他昌维新，也为幕府引入很多西洋先进的东西，但是明治（名为维新，其实还是流血革命）之后，他又拼命的守旧，看明治政府哪儿哪儿不顺眼，编了份报纸整天大骂新政权，后来被明治政府找茬给他抓了起来。这老顽童竟然在牢里还发讥讽时政的文章，全然不可救药。而且出来以后也恶习不改，可见明治政府还是不够狠，连这么坏的人都给放过了。

咏瀑布的诗，家喻户晓的当然是李白的日照炉子会冒烟，后来许浑（就是人称千篇湿的那个，可最有名的那句诗里面却没有水，叫“山雨欲来风满楼”）也写了一首庐山瀑布，后来惨遭苏轼狂贬，放在今天一准被许浑的后人拉去打官司。又后来有人就回头批评苏轼，说人家许浑写得其实不错，应该予以平反——说远了，总之写瀑布的诗是不好评价的，应该少说为妙。

不过上面的这首诗还是好而且看得见的。我记忆里很少有中国人跑到国外咿咿呀呀作古诗的，这一点咱们不如日本人的好古不腐。成岛去美国访问，住在美加边境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叽啊呱啦瀑布（Niagara Falls）附近，半夜睡不着（瀑布边上的宾馆一定很贵，我住贵一点的宾馆也心疼得睡不着，哪怕是公家出钱），听到外面轰轰的瀑布声简直像是在打雷（这么吵，一定更加痛感钱花得不值了），于是想多看两眼瀑布（把损失弥补回来！），老头子大半夜的又是爬山又是爬树（起攀老树陡崔嵬），为了占点便宜连命都不要了。不过应该说看到的景色还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虽然夜深了，但是明月当头，瀑布的巨大水帘把天地都映衬成了白色。这最后两句真是有强大的穿透力（加上第一句描写的轰鸣依然回荡在耳边），把大自然的奇伟与神秘表现得非常丰满。一般我看到什么难得的景象都很遗憾，因为没有办法留下与别人分享，成岛这次应该是没什么遗憾了。以后有机会去参观那个瀑布，定要找个明月之夜，还要咬牙住住瀑布旁边的宾馆（当然最好公家出钱）。

这篇还在亮点之外。想唱就唱，想说就说，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最后这一句意思更深一层，不仅想吃就吃，而且吃得有所选择。这一句还比前两句更历史悠久，气氛也不同，长期以来乃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临终奢侈（虽然“想说就说”也常常跟“临终”发生关系）。

今天在方东兴的博克中国看到《南方周末》的声明，驳斥有人造谣其内部哗变，但同时也痛心疾首整个报业的衰落。说起某报亏损，南周称之为“骇人听闻”。报纸亏损也叫骇人听闻，这种说法本身就够骇人听闻的。中国的新闻出版业是高度垄断的，所以才会书山有路“钱”为径，知识宝库鬼把门。南周算是相当进步的报纸，也有稳定（又有购买力）的读者群，但是利润被严酷挤压的命运似乎还是难以回避。在中国这个特定的阶段，不但看报的人少了，而且看报人群的平均收入水准也下降了（有消费能力的中青年转向了互联网）。我们都能理解来自互联网的竞争其实还不是一次单纯的市场竞争。经济学上讲短期和长期，“短期”是企业在市场活动中有一项以上的要素投入量不能改变的情况，“长期”讲的是所有要素的投入量都能改变的情况，但经济学即使讲“长期”，也是假定技术不发生变化的。如果连技术也变化了，经济学一般就不去研究了（想不出有什么合适的方法），但我们给这种情况起了个名字叫 “超长期”。互联网对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显然是超长期的。

在日本很长时间不订报纸了。那么日本的报业有没有国内同样的“临终”感叹呢？限于我的所知，并没有这么严重。日本是个报纸大国。5大“全国纸”：读卖朝日日经每日产经，读卖最大，发行量千万级，其它4家也很可观，各地还有大量的“地方纸”，所以日本是个报纸泛滥的国家。全国纸里面朝日比较亲华，尤其文革那会子简直是有点没原则。另一头是一贯反华的产经（也不是彻底反华，因为它还亲台），而其他观点也普遍右激。每日和读卖居中，但读卖稍右，每日稍左。这些都是早年的传统，现在越来越不明显。日本的报纸本来就供给的太多，但互联网的普及却并没有给报业带来致命的冲击（当然冲击还是不小，但不致命，也不骇人听闻）。我想除了少数不上网的中老年人，很多人是既上网也看报纸，就像过去看电视也看报纸，报纸虽然没有电视与网络的即时性，但提供别的媒体不能替代深度，也就是说报纸的卖点不是“新闻”而是“报道”（journalism）。

Journalism，被称为the first draft of history，是今天的“史”。什么是历史呢？中国有最悠久的“史”的传统，“史” 取舍信息，但不堆砌现象。“史”的目的是揭示本质，但是“史”的目的不在结论，所以明天的“史”不一定等同于今天的“史”，好的史家不剥夺后人思考的权力，因为妄图限制后人的思考是典型的愚蠢。比较遗憾，中国几乎没有最近的史，更没有journalism这个今天的史。新闻是消息，是断片的，journalism则对断片消息和各种不同的见解加工，把尽量能够反映真实的材料摆在人们的面前，供读者思考和判断。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报道的生命也在于真实，而报道更要揭示现象背后更深层的真实。另一方面，好的报道不应该是越俎代庖，帮人下结论，更不能是说教，应该让读者自己去咀嚼。如果老是让别人吃自己嚼过的馒头，估计市场需求只会越来越小，因为根本不符合咱们现在这个想吃点啥就吃点啥的时代。Journalism是一个和谐社会的空气。虽然说是科学家代表着社会的理性，但他们一般是象牙塔里的氧气瓶，是journalism让整个社会理性，而不理性的社会不可能有成功的民主。所以赛先生和德先生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贾先生。

Journalism是一门高深的艺术，电视里好的journalist也不靠完美的发音主持节目（在日本的同学可能知道久米宏退休后News Station的收视率，而以前NHK采访朱镕基会特地从TBS请来築紫哲也。昨天久米宏和築紫哲也合作9月11号选举直播这件事也成了新闻，据说强强联手说明了这次大选的“极端重要”）。挖掘真实的工作不是简单的工作，所以大学里会有“department of journalism”，至少我没听说过“department of news”（虽然我们传统上翻译成新闻系，这个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正因为好的报道不是人人可为，市场才会为它付出正的价格。人对真实的渴望，不会因为技术的改变而改变。互联网已经让所有人都能想说就说了，如果传统的媒体还学不会 “想想再说”，不管原因如何，呵呵，我看搞新闻的，大家抓紧这两年，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